2012年1月20日,也就是我的《大逃港》第一卷公开出版两年之后,早晨,我照例去蛇口公园散步。猛然发现公园门前的墙壁上,有人用类似木炭样的东西留下的字迹:“陈秉安先生市图书馆六楼见”。
这是谁?为什么要在墙壁上留字邀我见面?
也许又是哪位读者想找我聊吧,我想。
这事一晃就过去半个月了。春节过后,夫人买菜回来,突然告诉我:“那个人又留字了!”
这回显然是用炭笔写的,写在蛇口公园墙壁绿白相间的磁砖上,竖着的一行字迹是:
“我真要找你……保留七天”
他是谁?为什么要紧追不舍地找我,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办法,而要违规在我经常出入的公园墙上留字?而且,他对我的行踪显然是熟悉的。
我开始有些紧张。
这事过去了一月、两月……此后再也没有动静。我甚至冒险去了市图书馆6楼,而那个急于找我的人并没有出现。
象漫过沙滩的水,这事情似乎过去了。
2012年3月的一天中午,门铃响了,有人站在我的门外。
“你是陈秉安?”
“是的,什么事?”
“邮件——”邮政员递给我一张单据 ,“在这里签字。”
是一封挂号信,从香港寄来的。
香港?谁寄来的?我的眼睛很快扫到寄信人姓名一栏:董国民!
董国民是谁?在我认识的人中,从来就没有一个叫董国民的人。
打开信,是这样写的:
“陈秉安先生;我就是给你在公园留言的人,我是一个逃港者……请你帮助我了却一桩心愿——让我见到你。”
哦,谜底揭开了,是众多希望为我提供素材的逃港者中的一个,我心安了。
为着别人虔诚的心意,我当然是要见他的。
几天后,在深圳上海宾馆的二楼茶厅。靠近窗边的桌旁站起来一位白发老人。“我就是董国民——”
热情的握手后,俩人都坐下来。我等待他的话。
他告诉我:“我想请你帮忙找一个人。”
“要我帮忙找人?”我大惑不解。
“我们是1976年5月23日从大鹏湾下水的,三个人;我、于小波、还有他——罗新文,小名‘文仔’,学校乒乓球队的好友。
……我在前边游,于小波和文仔靠后。游到半路三人都游不动了。突然,我听见文仔的呼救声;国民,我的球胆破了!
这时,我看见于小波朝文仔游过去,显然是去帮他。
一幕不可想像的事情发生了,当小波靠近文仔时,文仔竟然把小波的救生圈抢了过去!
猛地一个浪头打来,小波被卷走了……
后来的情况是,我同文仔都成功地到达岸边,被水警救获。
“小波,小波——”站在香港的沙滩上回望海面,我撕裂了喉咙呼喊。但是,小波再也找不到了……
不久,我和文仔都顺利登记成为了香港公民。
小波死去的消息很快传到广州,小波的妈妈,拿了一把菜刀冲到文仔家要拼命……
这个负心的人!我也决心替小波复仇:找人打断他一条腿,弄瞎他一只眼……什么样的报复行为我都想过。最后,我还是放弃了所有的暴力想法,选择了更有杀伤力的办法。
我把我亲眼看到的一切,告诉认识的所有人。让大家疏远伤天害理的他,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!
果然,此后所有的逃港朋友,一提起罗新文,谁都不理睬,他成了人人鄙视的老鼠。一只无群收留的孤雁。
我庆幸成功了!
大约是1977年9月吧,一天早上,文仔突然来找我,说他准备去牙买加做工:“我做了缺德事,这辈子不会再回来了……”他流着泪,悲痛欲绝。
从此后,远去的文仔再没有音讯了。
近年来,在外的人差不多都回过大陆探亲,只有他没回。三十多年了,他还在不在人世,谁都不知道。
“陈先生啊——”老人的声音充满伤感,老泪纵横:“直到今天,我信奉了主,才明白应该宽恕所有的人,年轻时以为自己做得聪明,其实是把罗新文最后的一点路都堵死了。这是我一辈子的罪孽。在人生就要走尽的今天,我唯一的愿望是想知道,文仔还在不在人世?他在哪里?他是死了还是没有死……”
啊,是这样。
但是,找我?我能帮上忙吗?
“能,你能——”老人擦了擦脸上的泪水:“你要是肯帮忙,就把我的这个事写进你的第二本书里。他……要是……” 老人的声音在颤抖,“……看到你的书,他就知道我在忏悔,在想念他,也许,能回来……”接着是老人悲伤的恸哭。
啊,原来是这样!放心,这不难的。
啊,文仔,罗新文,我的不知道在哪里的朋友,你能听见我的呼唤吗?36年的刑期已经过去,你该回来了!
你现在是在阴间,还是在异国他乡的哪个角落躲藏?
……
陈秉安
这是谁?为什么要在墙壁上留字邀我见面?
也许又是哪位读者想找我聊吧,我想。
这事一晃就过去半个月了。春节过后,夫人买菜回来,突然告诉我:“那个人又留字了!”
这回显然是用炭笔写的,写在蛇口公园墙壁绿白相间的磁砖上,竖着的一行字迹是:
“我真要找你……保留七天”
他是谁?为什么要紧追不舍地找我,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办法,而要违规在我经常出入的公园墙上留字?而且,他对我的行踪显然是熟悉的。
我开始有些紧张。
这事过去了一月、两月……此后再也没有动静。我甚至冒险去了市图书馆6楼,而那个急于找我的人并没有出现。
象漫过沙滩的水,这事情似乎过去了。
2012年3月的一天中午,门铃响了,有人站在我的门外。
“你是陈秉安?”
“是的,什么事?”
“邮件——”邮政员递给我一张单据 ,“在这里签字。”
是一封挂号信,从香港寄来的。
香港?谁寄来的?我的眼睛很快扫到寄信人姓名一栏:董国民!
董国民是谁?在我认识的人中,从来就没有一个叫董国民的人。
打开信,是这样写的:
“陈秉安先生;我就是给你在公园留言的人,我是一个逃港者……请你帮助我了却一桩心愿——让我见到你。”
哦,谜底揭开了,是众多希望为我提供素材的逃港者中的一个,我心安了。
为着别人虔诚的心意,我当然是要见他的。
几天后,在深圳上海宾馆的二楼茶厅。靠近窗边的桌旁站起来一位白发老人。“我就是董国民——”
热情的握手后,俩人都坐下来。我等待他的话。
他告诉我:“我想请你帮忙找一个人。”
“要我帮忙找人?”我大惑不解。
“我们是1976年5月23日从大鹏湾下水的,三个人;我、于小波、还有他——罗新文,小名‘文仔’,学校乒乓球队的好友。
……我在前边游,于小波和文仔靠后。游到半路三人都游不动了。突然,我听见文仔的呼救声;国民,我的球胆破了!
这时,我看见于小波朝文仔游过去,显然是去帮他。
一幕不可想像的事情发生了,当小波靠近文仔时,文仔竟然把小波的救生圈抢了过去!
猛地一个浪头打来,小波被卷走了……
后来的情况是,我同文仔都成功地到达岸边,被水警救获。
“小波,小波——”站在香港的沙滩上回望海面,我撕裂了喉咙呼喊。但是,小波再也找不到了……
不久,我和文仔都顺利登记成为了香港公民。
小波死去的消息很快传到广州,小波的妈妈,拿了一把菜刀冲到文仔家要拼命……
这个负心的人!我也决心替小波复仇:找人打断他一条腿,弄瞎他一只眼……什么样的报复行为我都想过。最后,我还是放弃了所有的暴力想法,选择了更有杀伤力的办法。
我把我亲眼看到的一切,告诉认识的所有人。让大家疏远伤天害理的他,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!
果然,此后所有的逃港朋友,一提起罗新文,谁都不理睬,他成了人人鄙视的老鼠。一只无群收留的孤雁。
我庆幸成功了!
大约是1977年9月吧,一天早上,文仔突然来找我,说他准备去牙买加做工:“我做了缺德事,这辈子不会再回来了……”他流着泪,悲痛欲绝。
从此后,远去的文仔再没有音讯了。
近年来,在外的人差不多都回过大陆探亲,只有他没回。三十多年了,他还在不在人世,谁都不知道。
“陈先生啊——”老人的声音充满伤感,老泪纵横:“直到今天,我信奉了主,才明白应该宽恕所有的人,年轻时以为自己做得聪明,其实是把罗新文最后的一点路都堵死了。这是我一辈子的罪孽。在人生就要走尽的今天,我唯一的愿望是想知道,文仔还在不在人世?他在哪里?他是死了还是没有死……”
啊,是这样。
但是,找我?我能帮上忙吗?
“能,你能——”老人擦了擦脸上的泪水:“你要是肯帮忙,就把我的这个事写进你的第二本书里。他……要是……” 老人的声音在颤抖,“……看到你的书,他就知道我在忏悔,在想念他,也许,能回来……”接着是老人悲伤的恸哭。
啊,原来是这样!放心,这不难的。
啊,文仔,罗新文,我的不知道在哪里的朋友,你能听见我的呼唤吗?36年的刑期已经过去,你该回来了!
你现在是在阴间,还是在异国他乡的哪个角落躲藏?
……
陈秉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