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日，也就是我的《大逃港》第一卷公开出版两年之后，早晨，我照例去蛇口公园散步。猛然发现公园门前的墙壁上，有人用类似木炭样的东西留下的字迹：“陈秉安先生市图书馆六楼见”。
这是谁？为什么要在墙壁上留字邀我见面？
也许又是哪位读者想找我聊吧，我想。
这事一晃就过去半个月了。春节过后，夫人买菜回来，突然告诉我：“那个人又留字了！”
这回显然是用炭笔写的，写在蛇口公园墙壁绿白相间的磁砖上，竖着的一行字迹是：
“我真要找你……保留七天”
他是谁？为什么要紧追不舍地找我，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办法，而要违规在我经常出入的公园墙上留字？而且，他对我的行踪显然是熟悉的。
我开始有些紧张。
这事过去了一月、两月……此后再也没有动静。我甚至冒险去了市图书馆６楼，而那个急于找我的人并没有出现。
象漫过沙滩的水，这事情似乎过去了。
２０１２年３月的一天中午，门铃响了，有人站在我的门外。
“你是陈秉安？”
“是的，什么事？”
“邮件——”邮政员递给我一张单据 ，“在这里签字。”
是一封挂号信，从香港寄来的。
香港？谁寄来的？我的眼睛很快扫到寄信人姓名一栏：董国民！
董国民是谁？在我认识的人中，从来就没有一个叫董国民的人。
打开信，是这样写的：
“陈秉安先生；我就是给你在公园留言的人，我是一个逃港者……请你帮助我了却一桩心愿——让我见到你。”
哦，谜底揭开了，是众多希望为我提供素材的逃港者中的一个，我心安了。
为着别人虔诚的心意，我当然是要见他的。
几天后，在深圳上海宾馆的二楼茶厅。靠近窗边的桌旁站起来一位白发老人。“我就是董国民——”
热情的握手后，俩人都坐下来。我等待他的话。
他告诉我：“我想请你帮忙找一个人。”
“要我帮忙找人？”我大惑不解。
“我们是1976年5月23日从大鹏湾下水的，三个人；我、于小波、还有他——罗新文，小名‘文仔’，学校乒乓球队的好友。
……我在前边游，于小波和文仔靠后。游到半路三人都游不动了。突然，我听见文仔的呼救声；国民，我的球胆破了！
这时，我看见于小波朝文仔游过去，显然是去帮他。
一幕不可想像的事情发生了，当小波靠近文仔时，文仔竟然把小波的救生圈抢了过去！
猛地一个浪头打来，小波被卷走了……
后来的情况是，我同文仔都成功地到达岸边，被水警救获。
“小波，小波——”站在香港的沙滩上回望海面，我撕裂了喉咙呼喊。但是，小波再也找不到了……
不久，我和文仔都顺利登记成为了香港公民。
小波死去的消息很快传到广州，小波的妈妈，拿了一把菜刀冲到文仔家要拼命……
这个负心的人！我也决心替小波复仇：找人打断他一条腿，弄瞎他一只眼……什么样的报复行为我都想过。最后，我还是放弃了所有的暴力想法，选择了更有杀伤力的办法。
我把我亲眼看到的一切，告诉认识的所有人。让大家疏远伤天害理的他，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！
果然，此后所有的逃港朋友，一提起罗新文，谁都不理睬，他成了人人鄙视的老鼠。一只无群收留的孤雁。
我庆幸成功了！
大约是1977年9月吧，一天早上，文仔突然来找我，说他准备去牙买加做工：“我做了缺德事，这辈子不会再回来了……”他流着泪，悲痛欲绝。
从此后，远去的文仔再没有音讯了。
近年来，在外的人差不多都回过大陆探亲，只有他没回。三十多年了，他还在不在人世，谁都不知道。
“陈先生啊——”老人的声音充满伤感，老泪纵横：“直到今天，我信奉了主，才明白应该宽恕所有的人，年轻时以为自己做得聪明，其实是把罗新文最后的一点路都堵死了。这是我一辈子的罪孽。在人生就要走尽的今天，我唯一的愿望是想知道，文仔还在不在人世？他在哪里？他是死了还是没有死……”
啊，是这样。
但是，找我？我能帮上忙吗？
“能，你能——”老人擦了擦脸上的泪水：“你要是肯帮忙，就把我的这个事写进你的第二本书里。他……要是……” 老人的声音在颤抖，“……看到你的书，他就知道我在忏悔，在想念他，也许，能回来……”接着是老人悲伤的恸哭。
啊，原来是这样！放心，这不难的。
啊，文仔，罗新文，我的不知道在哪里的朋友，你能听见我的呼唤吗？36年的刑期已经过去，你该回来了！
你现在是在阴间，还是在异国他乡的哪个角落躲藏？
……
陈秉安
这是谁？为什么要在墙壁上留字邀我见面？
也许又是哪位读者想找我聊吧，我想。
这事一晃就过去半个月了。春节过后，夫人买菜回来，突然告诉我：“那个人又留字了！”
这回显然是用炭笔写的，写在蛇口公园墙壁绿白相间的磁砖上，竖着的一行字迹是：
“我真要找你……保留七天”
他是谁？为什么要紧追不舍地找我，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办法，而要违规在我经常出入的公园墙上留字？而且，他对我的行踪显然是熟悉的。
我开始有些紧张。
这事过去了一月、两月……此后再也没有动静。我甚至冒险去了市图书馆６楼，而那个急于找我的人并没有出现。
象漫过沙滩的水，这事情似乎过去了。
２０１２年３月的一天中午，门铃响了，有人站在我的门外。
“你是陈秉安？”
“是的，什么事？”
“邮件——”邮政员递给我一张单据 ，“在这里签字。”
是一封挂号信，从香港寄来的。
香港？谁寄来的？我的眼睛很快扫到寄信人姓名一栏：董国民！
董国民是谁？在我认识的人中，从来就没有一个叫董国民的人。
打开信，是这样写的：
“陈秉安先生；我就是给你在公园留言的人，我是一个逃港者……请你帮助我了却一桩心愿——让我见到你。”
哦，谜底揭开了，是众多希望为我提供素材的逃港者中的一个，我心安了。
为着别人虔诚的心意，我当然是要见他的。
几天后，在深圳上海宾馆的二楼茶厅。靠近窗边的桌旁站起来一位白发老人。“我就是董国民——”
热情的握手后，俩人都坐下来。我等待他的话。
他告诉我：“我想请你帮忙找一个人。”
“要我帮忙找人？”我大惑不解。
“我们是1976年5月23日从大鹏湾下水的，三个人；我、于小波、还有他——罗新文，小名‘文仔’，学校乒乓球队的好友。
……我在前边游，于小波和文仔靠后。游到半路三人都游不动了。突然，我听见文仔的呼救声；国民，我的球胆破了！
这时，我看见于小波朝文仔游过去，显然是去帮他。
一幕不可想像的事情发生了，当小波靠近文仔时，文仔竟然把小波的救生圈抢了过去！
猛地一个浪头打来，小波被卷走了……
后来的情况是，我同文仔都成功地到达岸边，被水警救获。
“小波，小波——”站在香港的沙滩上回望海面，我撕裂了喉咙呼喊。但是，小波再也找不到了……
不久，我和文仔都顺利登记成为了香港公民。
小波死去的消息很快传到广州，小波的妈妈，拿了一把菜刀冲到文仔家要拼命……
这个负心的人！我也决心替小波复仇：找人打断他一条腿，弄瞎他一只眼……什么样的报复行为我都想过。最后，我还是放弃了所有的暴力想法，选择了更有杀伤力的办法。
我把我亲眼看到的一切，告诉认识的所有人。让大家疏远伤天害理的他，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！
果然，此后所有的逃港朋友，一提起罗新文，谁都不理睬，他成了人人鄙视的老鼠。一只无群收留的孤雁。
我庆幸成功了！
大约是1977年9月吧，一天早上，文仔突然来找我，说他准备去牙买加做工：“我做了缺德事，这辈子不会再回来了……”他流着泪，悲痛欲绝。
从此后，远去的文仔再没有音讯了。
近年来，在外的人差不多都回过大陆探亲，只有他没回。三十多年了，他还在不在人世，谁都不知道。
“陈先生啊——”老人的声音充满伤感，老泪纵横：“直到今天，我信奉了主，才明白应该宽恕所有的人，年轻时以为自己做得聪明，其实是把罗新文最后的一点路都堵死了。这是我一辈子的罪孽。在人生就要走尽的今天，我唯一的愿望是想知道，文仔还在不在人世？他在哪里？他是死了还是没有死……”
啊，是这样。
但是，找我？我能帮上忙吗？
“能，你能——”老人擦了擦脸上的泪水：“你要是肯帮忙，就把我的这个事写进你的第二本书里。他……要是……” 老人的声音在颤抖，“……看到你的书，他就知道我在忏悔，在想念他，也许，能回来……”接着是老人悲伤的恸哭。
啊，原来是这样！放心，这不难的。
啊，文仔，罗新文，我的不知道在哪里的朋友，你能听见我的呼唤吗？36年的刑期已经过去，你该回来了！
你现在是在阴间，还是在异国他乡的哪个角落躲藏？
……
陈秉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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